6月30日9时，北京中关村大街，中国人民大学东门外。
“要办证吗，学生证、毕业证?”笔者刚出4号线人大站地铁A1口，三四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便围了上来。再往前走，孕妇、抱小孩妇女越来越多，单是离校门最近的树荫下，就有10来人在招揽生意。
在坊间，“孕妇、抱小孩妇女”已成为人大东门外的标签之一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21条规定，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行为人不被执行行政拘留处罚。这意味着，一些卖证妇女可以长期逃避法律打击。
笔者经过多日调查，勾勒出这一群体的大致特征：孕妇或哺乳期妇女，年龄20岁～40岁，来自欠发达地区，丈夫多在京打工且知道她们的职业，本人意识到行为违法但普遍不愿转行。
在卖假证者的聚居点之一小牛坊，常住居民宋女士道出了卖假证者的历史变迁：“原来是江苏人在干，后来河南人加入他们的队伍。再后来，什么人都有了，山东，东北，张家口……”
“我们做的事是违法的”
人大东门出门右转不远就是地铁人大站，左转走10余分钟可到地铁海淀黄庄站。两站中间，还夹着两个天桥、两个公交站台、两个十字路口，周围还建有不少商业、娱乐设施。有人说，正因如此，人流多，卖证者才聚集在这里。
在公交站台对面的树荫下，卖假证者刘丽穿着素色上衣，一边抱着两个月大的孩子一边招呼着路人光顾自己的“假证生意”。
见孩子哭闹得有些厉害，笔者建议给他吃点东西。只见她从包里掏出一本仿冒的北京大学学生证往孩子手里一塞，“没事，他只是要玩学生证。”孩子果然安静了下来。
刘丽包内的学生证，有仿冒北大的，也有仿冒人大、中国农业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在京高校的，都已盖好印章。刘丽还用一张纸包着火车票优惠磁条，“最近学校管得严，真磁条断货了，这些都是假的。现在100元也进不来真货。”
一位年轻男子给了刘丽一张照片。她拿出圆形模子给照片刻上钢印，就做完了学生证，收了30元。整个过程不过10秒钟。男子说，他过几天要去外地，拿学生证去景区可以打折，“以前这里卖假证的特别多，天桥上都是，现在少了”。
此时，一位戴墨镜的中年男子过来问：“这玩意也要30元?”“这都是违法的。”刘丽答。
“我拿的，是我违法。”
“我们给你做出来，我们也违法。”
“这一切都是违法的。”墨镜男笑着总结，随后说：“我要几本毕业证。”
突然，远处传来一声叫喊，刘丽急忙抢过证件样本，往校门方向跑去，随后拐进旁边的绿化带。笔者赶到时，绿化带里已聚集了五六个妇女，一会儿便疏散开了。
“刚刚有警察。你们没干这行，不懂。”刘丽长长吐了一口气。事后，一位刚来一周的孕妇告诉笔者：双手空空，走路笔直，就可能是便衣。
笔者发现，刘丽所在的这片绿化带有点“玄机”：一处栏杆断了，可通往大街;一处可穿过小树丛，通往人大校门;另一边则通往其他绿化带。泥土里留着好几个脚印、塑料袋。刘丽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催促：“你们买不买证，买完证就赶快走。”
采访中，卖证妇女无一例外地坦言：她们做的事是违法的。尽管如此，在孩子出生或哺乳期满之前，这些妇女很少想过今后如何是好。
初中辍学，18岁嫁人，次年生下第一个女儿，在辗转浙江、辽宁、广东、河南等地打工多年之后，来自河南平顶山乡村的张小花今年6月随丈夫来北京投靠表亲。已怀了第二胎的她，这次没有拾起服务员、纺织工等老本行，而是选择加入大学校门的“卖假证大军”。
张小花并非没做过正当职业。因为不喜欢老师，她没读完初中就来到东北，在母亲的介绍下去超市当服务员。后来，父亲让她到广州一家服装厂工作，她嫌机器嘈杂，一天都没干。当张小花随做室内装修的丈夫去浙江时，她找了个绣花的活儿。后来，丈夫迷上了赌博，她一气之下回了老家，丈夫只好跟着回去了。
丈夫来京后没出来找工作。张小花只好自己出来赚钱。
思来想去，张小花在老乡介绍下开始卖假证。“超市一般每月1000多元。做这行，卖得好估计两三千元，不好的也是1000多元。”她想，如果失败了，再换丈夫出来打工。1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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