药膳食疗的由来

食疗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，在我国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。从西周到明清历代都有大量的药膳食疗著作，论述十分精辟，形成了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，构成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优势，在中医药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甚至放在药疗、针灸等疗法之首。历代医家都非常重视药膳食疗在治疗中的应用。《黄帝内经》强调“饮食有节”、“五味调和”的养生方法，以补精益气，防止早衰。唐代名医孙思邈《千金方?食治篇》中明确指出：“为医者当洞查病源，知其所犯，以食治之，食疗不愈，然后命药。”“食能排邪而安脏腑，若能用食平疴，释情遗疾者，可谓良工。”是“治未病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未病“一词首见于《素问.四气调神论》。《素问》开篇论述养生延年，亦即治未病的一些原则方法，次篇即《素问.四气调神论》：“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，不治已乱治未乱，此之谓也。夫病已成而后药之，乱已成而后治之，譬犹渴而穿井，斗而铸锥，不亦晚乎！”这段话从正反两方面强调治未病的重要性，现已成为中国预防医学的座右铭。这告诉我们，对于疾病，不当仅着重于治疗，而应着重于预防。

在中国古代的医学论述中，十分重视食疗的作用。近代我们一直提倡的预防为主的思想实际就是来源于古代的思想，但是近代我们对于预防的重视却远远不如古代。而食疗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预防疾病的手段，历来给医学家所推崇。

关于食疗的起源也有许多不同的说法。近来有人认为，黄帝是饮食文明的创始者。古史相传，我国的蚕桑、医药品、舟车、宫室、文字等制，都是黄帝时所创始的。我国饮食文明的历史也发端于这一时代。“黄帝作灶，死为灶神”（《淮南子》），“黄帝艺五种，抚万民”（《史记.五帝本纪》），“黄帝作釜甑”，“黄帝始蒸谷为饭，烹谷为粥”（三国谯周《古史考》）。我们知道，在遥远的神农氏时代，我们祖先已经结束了“茹毛饮血”自然饮食的状态，学会用火和熟食，学会制作简单的炊具。经过漫长的岁月，到了黄帝时代，人们终于改进灶坑成为炉灶，并能按照蒸气加热的原理制造出一种最早的蒸锅——陶甑。

自黄帝后，历代的术士，医学家等从生活中不断总结经验，进行实验，慢慢形成了医学的轮廓和思想，同时，食疗也作为医学现象随之产生，所以说食疗在中国自古就和医学是密不可分的，也就是属于祖国医学的一部分。同时，祖国医学的许多理论也深刻影响着食疗理论的发展。下面的一段就是来自于五行理论。酸性食物入肝，过食则伤肝。肝病：肝实证：治则：疏肝解郁。实则泻其子。肝属木，木生火，火属心，心为肝之子，泻心火，即为泻肝实，心应苦，用苦味的食物，苦能清热，如用苦参、黄连、板蓝根。虚则补其母，水生木，水为木之母，水属肾，肝虚补肾。肾在五味应咸，应涩，用咸涩的食物，肾藏精，精化血以养肝，血又能化生精。这就是肝肾同源，又叫乙癸同源，如一贯煎（沙参生地当归杞果麦冬川楝子）。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“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，必先实脾”，是先调理脾胃消化功能，就是其先安未受邪之地，是治未病的思想。治脾胃用消导，理气，健脾，即疏木培土之意，如柴胡疏肝散，四逆散。看来，肝病与肝脾肾关系最为密切。因为肝主疏泻，疏泻也包括水的疏泻，脾主运化，运化水湿，脾不运化，水湿停聚。肾主水，肾的气化关系着全身的水液代谢。脾肾阳虚，水湿内停，形成膨胀。

现代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健康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，但是现代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人体健康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，环境污染，食品安全，富贵病，以及随着发展产生的越来越多的与健康相关的问题，都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。健康是金，是事业的前提、生命的基础；健康是乐，没有健康便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；健康是寿，只有身体健康、愉快地活着，才可“活得长久”；健康是智，智力的发挥要以健康作为后盾(居里夫人一再强调：“科学的基础是健康的身体”)；健康是财，是人生最大的财富；健康是福，是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利，充分享受这一权利是最大的幸福；不求长生不老，但求老而不衰，是合理又可能的要求。21世纪的医学所追求的已不是“更好地治病，”而是“让人生活得更健康”，尤其是“让老人生活得更健康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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