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月10日，有媒体报道，某地级市相关医院8名正副院长和4名科室负责人，涉嫌在医疗设备采购中收受贿赂被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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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人们对医疗领域腐败的新闻早已不再惊奇，但近日接连见诸媒体的案件，还是让很多人出乎意料。
一直以来，由于药价虚高、过度医疗等问题，人们对医疗领域腐败保持着高度关注。毋庸置疑，此类问题是医疗体制、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。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，一旦医疗领域出现腐败，腐败成本最终会转嫁给普通患者和国家，由他们来买单。
“老虎”、“苍蝇”频现形，医疗领域屡现大案窝案
近年来，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深化，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，基本医保制度覆盖面持续扩大，群众“看病贵、看病难”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。然而，随着城乡居民就医需求的释放以及医疗机构业务量的增加，医疗领域腐败也更多地进入公众视野：
2014年，有媒体统计，全国至少有24名医院院长被纪委调查或已进入司法程序。
2015年4月15日，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，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戴伟杰（副厅级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。
专家表示，当前公立医院行政化色彩依然浓厚，许多医院院长集权力和技术决定权于一身，监督往往失效，加上一些药品器械企业和建筑商行贿尺度越来越大，不少院长被“套牢”。
办案人员称，医疗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涉及的部门多、人员多，单个人员很难完成犯罪。上至院长、副院长，下至药械科长、财务科长、采购员、医务人员，往往查处一案牵出数案，查获一人牵出数人甚至数十人。
“潜规则”大行其道，采购、基建环节成腐败重灾区
“采购药品要拿提成，采购器械要收回扣，医院建楼也要捞一笔。”专家和业内人士一致认为，各种“潜规则”大行其道，是导致医疗领域腐败的直接原因。
“药企为了能让医院多采购自己的药品，给予医院相关负责人及院长回扣是惯用的推销手段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。
涉及腐败的深圳某医院药剂科主任供述称，医院每采购一盒阿奇霉素颗粒，就能获得3块钱的回扣。一位市级医院医生透露，一些有处方权的内科医生一个月药品回扣就能拿1万多元。而这些还只是小头，更多的回扣用于公关分管院领导、药剂科主任、药房等。
与药品采购如出一辙，器械采购环节也充斥着这样的“销售理念”。如安徽省检察机关曾透露，某供应商为了使医院优先、长期使用其提供的骨科医用固定材料，先后多次送给该省某县人民医院骨科主任、副院长现金总计132万元、骨科副主任15万元。
采购之外，基建工程也是医疗领域腐败重灾区。由于在工程建设招投标条件和程序设置方面，院方有很大的自主权，医院院长常常成为被“围猎”的对象。
2014年5月，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，辽宁医学院原党委书记张立洲收受他人贿赂131万元人民币、1.5万美元后，在学院新校区和新医院等基建中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。
斩断利益链，摘除医疗领域腐败毒瘤
透视医疗领域腐败，其很大程度上源自部分医疗工作者职业操守的丧失，同时也是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的恶果。
“医疗领域的贪腐和其他行业差不多是一样的，主要是因为权力缺乏监管，不仅医院一把手容易贪腐，所有权力环节，都可能去谋私去‘寻租’。”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院管理教研室主任周子军说。
“医疗行业收红包、吃回扣等现象，说明采购、定价等环节存在较大的‘可操作空间’，致使不当利益链肆意生长。”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立强表示。
专家建议，治理医疗领域腐败首先要加强监督，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。同时，要针对医院的特殊性质，进一步完善药品器械采购机制和基建工程招投标机制，并加强公开，让医院的各项事项在阳光下运行。但他们也表示，仅仅通过这些努力，并不能有效斩断医疗领域尤其是药品器械采购环节的腐败利益链。
“我们还需要检讨相关体制。”刚刚卸任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的庄一强教授表示。他指出，从收受红包到药品回扣，从大处方到大检查，都与以药补医这种扭曲的体制密切相关，“当前药品和检查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一大半，以药补医机制抹杀了医生的知识价值，导致人们愿意给药品器械买单”。
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也认为，医疗领域腐败现象说明医院的改革仍需深化，因为最重要的收入分配改革做得不够彻底。
“刀没动在根上，病就难除。切掉了这个疮，会在另一个地方长出瘤。”受访业内人士建议，要从根本上杜绝或减少医疗领域腐败现象，既要强化权力监督，也要深入推进医疗领域改革，特别是收入分配改革。否则，环境不变、条件不变，只单纯地加强监督，便可能顾此失彼，甚至延长行受贿的利益链。
可喜的是，相关改革已列出路线图和时间表。近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》，其中很重要的改革内容就包括破除公立医院以药补医机制，以及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。
专家表示，随着公立医院改革的逐步深入，再配以健全完善的权力监督制度，一定可以摘除医疗领域腐败的毒瘤。
编辑：程淑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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