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到这个数字，范少婷有点慌张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、陌生的医院，她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就是大夫。当她以眼神求助大夫时，屋外传来声音：“范少婷，上机了。”
白色的床单、圆珠笔粗细的针孔，透明的塑料管内涌动着鲜红的热血。尽管已经透析了近一年，但对范少婷来说，仍然是这么不可思议和陌生。
一年前的5月底，在重庆信息职业学院准备大学毕业的她，回静乐老家参加一场招聘考试。考试结束，她突然感觉身体不适，胃特别疼。三四天后，她鼻子开始流血不止，到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，确诊为“尿毒症”，需要马上进行透析。
家人不信，“是误诊，孩子还这么年轻，大学刚刚毕业。”
连夜，父亲范俊田背着她上了到北京的火车，背着她到了北京的大医院，背着她找专家、挂号。
范俊田绝望但又不肯认命，直到诊断结果出来。范少婷清楚地记得那一天，2011年6月3日。
透析的费用是高昂的，一次透析加药费将近千元，一周需要三次透析。为了节省费用，范少婷转到了靠近北京的河北省三河市燕郊人民医院，这里有一个70多岁的亲戚，可以暂住。而透析的费用，能够降下来一半。
范少婷的家乡是国家级贫困县山西省静乐县，母亲在当地环卫队工作，父亲范俊田在卫生院工作，日子过得比较紧。刚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病的时候，范少婷“真的不想活，真的好想死啊”。
在父母的劝解下，范少婷打消了死的念头，开始接受透析。“尿毒症”是不可逆的，通过透析只可以维持生命，而换肾则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。范俊田和妻子瞒着女儿商量过多次，两人争着要把肾捐给女儿，范俊田为此还发了火。最终决定，检查完身体，谁的身体机能更适合谁捐。
范俊田患有冠心病，随身还要携带速效救心丸，妻子是多年的糖尿病患者。范俊田规划，“透析把少婷的病情稳定了，让她妈照顾，我去打个工，攒点钱，我和她妈也锻炼下身体，然后给她换肾。”
而这一切规划在2012年3月31日灰飞烟灭。范俊田和妻子在回静乐老家为女儿筹措医药费时，妻子突发脑溢血，当天送进了山西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，从此没有出来。一家人由此分隔三地：范少婷在燕郊一个人维持着透析，范俊田在太原守候着重症监护室里的妻子，而他们的儿子、范少婷的哥哥在静乐努力地筹钱。
微博求助，回应渐多
母亲住院的事情，范少婷刚开始并不知情。
但她从父亲的电话中隐约感觉到了异样，她不敢问，也不相信厄运会这么接二连三。几天后的4月3日，当从父亲口中得知母亲的情况时，她噎着泪一句话都说不出口。那晚，她哭湿被子后给父亲发了一条短信：“爸爸，你也要看开，为了我们好好地活着……”那晚，在山西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外睡在地板上的范俊田收到短信后，也哭了。
范少婷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：“我真希望这一切的痛苦由我来承担。”自己的透析已经让家里债台高筑，母亲在重症监护室一天几千元的费用，更像刀子天天砍在父亲身上。
透析了近一年也没有向人求助过的范少婷，决定要尽自己的力量来救母亲。她有电脑和手机，看到微博正热，她开通了腾讯微博，发出了自己的求助信息。
范少婷首先想到的是求助名人。她不知道哪个名人能帮助她，凭一些新闻上的印象，得知哪些名人常做公益，就一遍又一遍@那些人，讲述自己的遭遇。一条、二条、三条，身体情况允许，她就一直发，最多的时候，她一天发300多条信息。
一个月的时间，她发了近3000条微博，但没有一个名人转发或回应。
刚开始看来热闹喧嚣的微博，此刻静得让她绝望。她又到这些名人关注的人里一个个挨着@。她并不认识这些人是谁，只是觉得名人关注的应该是更有名的人。
再后来，她像疯了一样开始随机在电脑上@不同的陌生人，看到谁就@谁。在里面，她只重复一句话：“能不能帮帮我和妈妈。”
一个月后，一些人在网络上开始与她互动。很多人的第一句话是“你，是真的吗?”
网络回应渐渐多了，但范少婷觉得“不可思议”。
回应她最多的是卖药广告。有的说自己也是同样的尿毒症，是被某某医院、某某大夫、某某“神药”给治愈了。有的人甚至将一包中草药寄到了她透析的医院，里面附着一个账号，说吃完有效可以网购此药。
另一种回应更“神秘”。有人让她每天煮一壶水，对着那壶水一直念咒语，心诚则灵，并且透露，有癌症病人也是这么治好的。还有人劝她信上帝、信佛祖，烧香、磕头、祷告、祭拜。
剩下最多的就是媒体了，纸媒、网媒、电视台，记者打来电话，询问他们想知道的每一个细节。
范少婷觉得任何一条回应都像一根稻草，如溺水中看到的希望。她一遍又一遍解释自己的病情，出示自己的诊断书，然后又继续一遍又一遍在微博上@更多的人。
茫茫求生路
虚拟网络的求助并没有解决她的实际困境。
5月10日的透析持续了4个半小时，在透析快要结束前，由于脱水过多，范少婷出现了心率过快、昏厥的症状。大夫紧急停止透析，插上吸氧机进行救治。半个小时后，范少婷脸上恢复了血色。
透析结束，已近下午5点，这一天，她还没吃一口饭。尿毒症患者体内的水分很难正常排出，为减少身体的负荷，这一天她也没喝水。范少婷随身带了两个包，她从一个小包里拿出两个如鸡蛋大小的面包啃着吃了，拎起更大、更重一些的包，身体倾斜着向医院外走去。
燕郊并不大，她要去的是燕郊最大的公园。平常人10分钟的路，她走了半个多小时。
下午6点，她挪到了公园前。在公园旁的一条林阴道上，她打开了自己的那个大包，包里的小灯饰、小手电散落一地。范少婷从网上买回这些东西，摆地摊再卖出去。赚点钱，能帮自己看病，也帮父亲减少点负担。
这几天的“生意”不好，连续两天，她一个灯都没卖出去。她念叨着大前日的好生意，“卖了三个灯，赚了15块”，她费劲翘了翘嘴角。
收摊的时候，已经是夜里9点，但她的小商品一个也没卖出去。记者花500元“买”了她的一个小手电，留作纪念。范少婷花半个多小时，挪回了暂住地。路上，她一直盘算着要不要第二天换个地方摆摊。
范俊田并不知道女儿摆摊的事。在他眼中，女儿从小就是掌上明珠，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，但女儿高中上的是高花费的美术专业，大学也是高学费的设计专业。
5月18日，记者将范少婷给父亲范俊田的几件短袖送到省人民医院。他不知道，这是女儿在透析后，用病残虚弱的身体摆摊挣的钱买来的。
衣服中，夹着两个“纸牌”，是“护身符”。“护身符”是范少婷从雍和宫求来的，做这件事的时候，她没有告诉父母。
听病友说，北京雍和宫香火最旺，也最灵验。
她咬着牙，用一块厚厚的布子裹住了自己透析时胳膊上的“篓”(将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连接的一个手术，为透析方便，建立永久性血液通路)。清晨，她坐上了从燕郊到北京的汽车。中午，到了雍和宫。她不知道哪个殿哪个庙哪个佛像能救自己、救妈妈，就一个屋子一个屋子挨着拜。下午4点半，雍和宫关门时，她终于拜完。她求了两个“护身符”，希望爸爸、妈妈都平安。
范少婷的心思，感动了她身边的人。病友集体给她捐了2000元，主治大夫王淑明悄悄塞给他500元，医院清洁工杨姐在下班的时候赶到她摆摊的公园，帮她摆摊。尽管杯水车薪，但范少婷心里感受到了，她的希望还在。
听到这个数字，范少婷有点慌张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、陌生的医院，她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就是大夫。当她以眼神求助大夫时，屋外传来声音：“范少婷，上机了。”
白色的床单、圆珠笔粗细的针孔，透明的塑料管内涌动着鲜红的热血。尽管已经透析了近一年，但对范少婷来说，仍然是这么不可思议和陌生。
一年前的5月底，在重庆信息职业学院准备大学毕业的她，回静乐老家参加一场招聘考试。考试结束，她突然感觉身体不适，胃特别疼。三四天后，她鼻子开始流血不止，到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，确诊为“尿毒症”，需要马上进行透析。
家人不信，“是误诊，孩子还这么年轻，大学刚刚毕业。”
连夜，父亲范俊田背着她上了到北京的火车，背着她到了北京的大医院，背着她找专家、挂号。
范俊田绝望但又不肯认命，直到诊断结果出来。范少婷清楚地记得那一天，2011年6月3日。
透析的费用是高昂的，一次透析加药费将近千元，一周需要三次透析。为了节省费用，范少婷转到了靠近北京的河北省三河市燕郊人民医院，这里有一个70多岁的亲戚，可以暂住。而透析的费用，能够降下来一半。
范少婷的家乡是国家级贫困县山西省静乐县，母亲在当地环卫队工作，父亲范俊田在卫生院工作，日子过得比较紧。刚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病的时候，范少婷“真的不想活，真的好想死啊”。
在父母的劝解下，范少婷打消了死的念头，开始接受透析。“尿毒症”是不可逆的，通过透析只可以维持生命，而换肾则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。范俊田和妻子瞒着女儿商量过多次，两人争着要把肾捐给女儿，范俊田为此还发了火。最终决定，检查完身体，谁的身体机能更适合谁捐。
范俊田患有冠心病，随身还要携带速效救心丸，妻子是多年的糖尿病患者。范俊田规划，“透析把少婷的病情稳定了，让她妈照顾，我去打个工，攒点钱，我和她妈也锻炼下身体，然后给她换肾。”
而这一切规划在2012年3月31日灰飞烟灭。范俊田和妻子在回静乐老家为女儿筹措医药费时，妻子突发脑溢血，当天送进了山西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，从此没有出来。一家人由此分隔三地：范少婷在燕郊一个人维持着透析，范俊田在太原守候着重症监护室里的妻子，而他们的儿子、范少婷的哥哥在静乐努力地筹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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