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下旬以来，湖南、云南等地又发生多起涉医案件，医患矛盾、医患冲突又有成为热点问题的趋势。
针对此情况，9月4日，国家卫计委、中央综治办和公安部联合发布通知，要求各地“做好打击涉医违法犯罪、维护正常医疗秩序有关工作”。在此之前，全国多地已经开始相关的整治工作。
以北京为例，今年8月22日，北京市召开涉医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部署会，对“滞留医院强占病房、扰乱医疗秩序、扬言威胁医务人员人身安全、伤医”等四类涉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。8月28日，北京市启动由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卫计委”)、北京大学牵头组织的“医务人员权益法律保护制度研究”课题。
针对如何减少涉医违法犯罪、减少医患矛盾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等问题，北京市卫计委近日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。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钟东波表示，北京现阶段进行的各项与医患关系有关的工作的主要目的，是希望“将医患纠纷拉回法治的轨道解决”，有效遏制“医闹”等非正常纠纷解决途径。
违法成本低“不闹白不闹”：预防涉医犯罪不能靠简单加大安保
钟东波认为，医患冲突产生和恶化的原因很多，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法律法规不健全，违法成本太低，“不闹白不闹”，闹了也没有太严重的后果。加之地方和医院的维稳思维，往往是“小闹小解决，大闹大解决”。
钟东波说讲的法律法规的短板，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医疗机构的定性问题，即医疗机构是不是“公共场所”的问题，在现有的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中关于公共场合的界定里，并未纳入医院，这意味着，发生在医院内的纠纷乃至犯罪，理论上只能适用《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条例》，其责任主体、惩处力度、震慑效果均相对较弱。
除此而外，钟东波表示，现有法律法规对医务人员在行医过程中的法律保障也不足。医生是政府特许从事的职业，即政府特许其从事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医疗活动，若医疗行为被干扰，是影响了政府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目标。“其受法律保护应该不局限于其作为普通公民和劳动者，更重要的是应对其医疗执业行为给予法律保护”。
其他的包括认为医患纠纷是“民间纠纷”等，均是认识或者立法层面上的不足或者缺陷。钟东波表示，正是没有认识到医患矛盾产生的背后的实质问题，才导致医患纠纷产生时，制度救济不足。
钟东波说，正是因为意识到存在这么多不足，所以北京市卫生部门启动了相关的课题调研活动，其中，前文提及的“医务人员权益法律保护”即是其中之一。“预防和解决医患矛盾不能靠加大安保，需要靠法律措施。”
北京全年发生医患纠纷在3.4万次，仅6%诉诸法院
2013年下半年以来，医患矛盾冲突已经不仅仅局限于“纠纷”的层面，辱医、伤医乃至杀医的事件也发生了多起。但钟东波认为，总体上看，医患关系仍旧是好的。
北京市卫计委去年曾委托相关机构，对2012年北京全市的医疗机构投诉、卫生系统信访、医调委调解和法院受理诉讼的医患纠纷进行汇总统计和分析。结果发现，2012年，北京全市共有1.97亿诊疗人次，其中发生包括投诉在内的医患纠纷频次为1.7次/万人，即北京全年发生纠纷在3.4万次左右。
在这些纠纷中，有60-70%在医院内得到解决，另外大约1/3是在出院外解决。这1/3的医患纠纷中，又有有80%通过区县和市卫生局的信访途径得到了化解，有大概14%到了市医调委，最后有6%左右的到了法院，“法院大概一年一审受理是849件”。
钟东波认为，1.7次/万人的纠纷发生率，“相比服务行业也是低的”，但发生在医院的纠纷，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同情，一些事情的负面影响被扩大了。而扩大负面影响的，正是既不通过调解，也不通过裁决的“医闹”或者是涉医犯罪活动造成的。
而北京市正在做的工作，就是让每年发生的这些医患纠纷，尽可能的通过规范途径解决。其中，医院内的投诉管理仍旧是解决问题的主渠道，其次是通过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医疗仲裁、行政裁决等“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”(ADR，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)解决。
虽然在强调法律对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，希望用提升违法成本的方式遏制医患纠纷的恶化，但钟东波并不鼓励人们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医患纠纷。“虽然2012年北京市一审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只有800多件，但全北京市累计3年以上未宣判的案件里，有25%左右是医患纠纷案件”。
他认为，诉讼只是终极的、最权威的手段，但还有更多的手段可以有效解决医患矛盾，比如构建“依法、科学、公正、高效的解决医患纠纷”的人民调解机制。
医患双方合法权益都要保障：解决医患纠纷应该回到“公力救济”的路径
此次“医务人员权益法律保护制度研究”的负责人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对澎湃新闻表示，此项课题的最重要的意图，就是在“依法平等的保障医患双方的权利基础上”，将解决医患纠纷拉回到法治的框架下。
课题的具体内容包括三大块，即基于医疗机构走访调查的实证研究和分析，从案例中分析和发现当前医患矛盾的主要原因，有否相关的规律，对类型化的纠纷，提出对症下药的整治方案;对保障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摸底调查和整理，确保有法可依;以及分析相关法律法规为什么在实际应用中，并没有能够有效遏制医患纠纷的增加，结合实证分析，给出解决问题的相关建议。
王成认为，尽管“医闹”也是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，但它是“私力救济”的途径，不是正常的途径，“有问题要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，通过规则的方式进行”。
要把解决问题的方式拉回公力救济的途径，仅保障医生权益也是不够的。据钟东波介绍，北京市卫计委其实在同时进行三个课题的研究，另外两个分别是“患者权益的保障研究”和“医患纠纷预防与处置的地方立法研究”。三个课题分别从医生、患者、医患关系的角度出发，寻求规则内解决纠纷的办法。其中，患者权益方面，将来有可能汇集相关法律，形成《病人权益宪章》，维护患者合法权益。
如果能将医患纠纷拉回法治的轨道，未来北京市的医患纠纷，可能主要还是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进行，即通过医调委进行。另外，卫生行政部门将发挥专业优势，为法院系统依法独立公正审判、调解医疗纠纷提供专业支持，具体方式包括协助法院引入专家辅助人、完善医疗鉴定制度等，使法律的权威与专业的医学判断相结合，客观公正科学有效的解决医患纠纷。
而据今年6月份北京市医调委公布的数据，医调委成立三年以来，共受理医患纠纷5497起，立案5294起，结案4929起，成功率为82.46%。
【对话】
钟东波的“药方”：医患矛盾激化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往医院转移
在就北京市“医务人员权益法律保护制度研究”课题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当日，钟东波更多谈及医患矛盾本身，他认为，医患矛盾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，北京市现阶段所做的工作，更多的是“治标”，但能为“治本”赢得时间。
澎湃新闻：当前医患矛盾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?
钟东波：当前医患矛盾激化，辱医伤医杀医事件不时出现，其根本原因，是社会矛盾在往医院转移。快速的社会结构变化中，有得益者，也有失意者。医院往往成为了失意者的出气筒，矛盾转移的场所。加上不少地方政府的维稳思维，使得在医院闹事，往往成为“低成本、高收益”的维权行为，变相激励了患者当“医闹”。
其次是卫生体制本身的不健全。当前医疗保障的水平差异还非常大，即便有大病医保的情况下，若真得了大病，患者仍要掏数千甚至上万元的医疗费用，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、心理压力。分级医疗体系的瓦解，也是导致医患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，大病小病都往三甲医院挤，往往使得三级医院人满为患，医生根本没法也没有充分时间与病人进行更好的沟通。既往形成的医院的逐利机制和扭曲的补偿机制，也是诱发医患纠纷的重要因素。
第三个原因是医院的管理服务本身有瑕疵，投诉管理不及时，与患者沟通不足等，均能诱发矛盾。
媒体报道的放大效应，也是诱发医患纠纷产生的因素之一，希望媒体能客观中立的报道医患纠纷案件，客观中立，理性均衡，不煽情，不偏颇。
澎湃新闻：那应该如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，减少医患冲突?
钟东波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，减少医患冲突，主要有预防、化解和安保三个大的环节。
预防医患纠纷的发生，主要包括以下几大方面措施：
首先是改善民生。保障中下层能得到适当的社会保障，不能赢家通吃，输者恒输。当整个社会矛盾激化、矛盾冲突多发的时候，医院是不能独善其身的。
其次是深化医改。要健全医保，不断提高保障水平，给所有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的医疗保护伞，让人不会因为经济原因得不到医疗救治;重建分级医疗体系，双向转诊。调查结果显示，越往基层医患纠纷越少，2012年，北京全市的医患纠纷发生率为1.7次/万人，但三级医院的发生率是2.9次/万人，二级医院为2.3次/万人，基层医院则几乎没有，因为是熟人社会。在基层医院就诊有助于解决医患纠纷，也能解决大医院医生的劳动负荷。要改革医院的人事薪酬制度和补偿机制，让医务人员通过正常行医就能获得合理的收入，医院通过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就能够获得合理的补偿。同时加强对医院的监管。
三是提升医院的管理服务水平：比如引进专业化的管理方式，改进服务水平，加强沟通。在社会矛盾多发、体制机制不合理的情况，医院并不是无所作为，加强管理、改善服务、增进沟通，医患关系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。
四是注意宣传引导。要正确地宣传医院的问题，对医患关系的问题保持客观平衡报道，否则不利于问题解决，还会增加发生的几率。避免舆论审判，比如湘潭孕妇事件的煽情报道。
化解医患纠纷，最重要的其实是医院内的投诉管理。
有没有投诉管理、投诉管理水平不同的差别很大，如北京积水潭医院、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医院，都是很好的例证。他们把投诉当免费建议，加强投诉管理，有问题及时整改，近几年医疗赔偿数目都下降到很低。有投诉，不拒绝，而是客观中立处理，对自己内部不规范行为要及时处理，这是有效化解纠纷的第一关。
其次是定期排查矛盾，避免恶化。然后才是院外的民间、行政与法院的调解、裁决等。
但现阶段，仅仅是预防和化解医患纠纷，仍不能完全保证医院的平安，加强安保仍是必要的治标的措施之一。
医疗纠纷化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改，还需要把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，医院需加强安保，政府需加强对医院的法律保障，将纠纷从私力救济拉回公力救济的法治路径。
所以对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，只是把医患关系恶化的路子堵死。它是治标的，但是为治本赢得时间、创造条件，尽量减少损失。不能让一个优秀的医生，因为一个偶发的医患纠纷，就丧失了为更多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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