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法言说的姐妹情

那一年，我初中一年级还没念完。我渴望上学，老师的赞赏、同学的掌声，令我无限依恋学生生活，但突如其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粉碎了我的梦想……

1968年11月6日，约2000名广州知青从广州大沙头码头乘客轮抵达广东三水迳口农场。由于知青宿舍还没盖好，农场把我们暂时安置到农户家（每户贫下中农安排一名知青），我随姐姐落户到横岗咀村，生产队长带我到村头曾姓农户家。户主夫妇热情地接待了我，并介绍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女儿阿意。”只见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孩倚着大门，黑溜溜的大眼怯生生地望着我，补丁叠补丁的衣服也难掩其摄人的灵气。我问她读几年级，她说不曾读过书，我大吃一惊，忙问原因，她说没钱。我原以为自己最可怜，小小年纪就没书读，心里总是忿忿不平，直到那一刻才知道天底下还有人比我更可怜。大概同病相怜吧，我和阿意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11月正是收获的季节，刚收割完的稻田立着一把把稻草。我下乡第一天的劳动任务就是把稻草捆起来挑到草场里。我好不容易才用稻草拧成草绳将分散的稻草捆成两大捆，由于禾秆（两端斜尖的竹竿，专门用作挑稻草）圆滚滚的，不好用力，我用禾秆一端插着一捆稻草，举起来，再用另一端插向另一捆稻草时，原已插好的那捆稻草却掉在了地上，围观的小孩哄然大笑，我窘迫得很。阿意跑过来，训那些小孩：“有什么好笑？人家又没干过。”说罢，麻利地用禾秆插好稻草捆，教我如何用力。到了晌午，我已经掌握了要领，尽管挑起来还是踉踉跄跄的，但至少不会再掉稻草捆了。

在贫下中农的言传身教下，我们很快过了体力劳动关，然而，更难过的是饮食与生活习惯关。

户主家每顿都以酸豆角下饭，头一顿吃还挺新奇，酸酸软软的，别有风味，但顿顿如是，以致每逢开饭，我一看那漂着丁点油星的酸豆角就反胃。倒是放在炉灶旁的一大堆番薯令我垂涎三尺，户主说那是用作猪食，我觉得简直是暴殄天物。一天午休，我和阿意趁户主外出，将两条红心番薯放在炉灶里煨。我生怕户主回来撞见，拼命往炉灶塞莨箕，以求尽快煨熟番薯。莨箕挺好烧，“噼噼啪啪”地燃起大火。一不小心，蹿出灶口的火苗舔到我的脸，阿意捧腹大笑，我用镜子一照，天哪！刘海、眉毛全没了，急得我直跺脚，阿意安慰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有办法。”说罢，她用柴炭给我描上刘海、眉毛，总算能出去见人了。

我自小生活在广州，养成了天天洗澡的习惯，但户主家没有浴室，阿意便帮我在她家天井里用芦苇席围成一圈，权当简易浴室。寒冬腊月洗澡，凛冽的北风从头顶、从芦苇席缝直往里灌，冻得人直打哆嗦，阿意给我烧了一大锅热水用作洗澡。她父母心疼柴火，颇有微辞，阿意道：“我负责砍柴就行啦！”

阿意的侠义很令我感动，我决心回报她。于是，我有空就教她识字，教具就是我怀揣的《新华字典》。我曾抱怨父亲臭老九的身份令我失去上学的资格，在我赴农场前一晚，父亲给我《毛主席语录》、《新华字典》和《我的大学》，很内疚地说：“高尔基也是很小年纪就失学了，但他在社会大学里成就了一番事业，你向他学习吧！”我将父亲的话告诉阿意，她央求我除了教识字还得讲故事，这正是我的强项。小时候，我家藏书甚丰，使我得以囫囵吞枣地读了不少中外名着。我答应了阿意的要求，但又怕别人说我毒害贫下中农子弟，因此，每讲一个故事之前，我们都要共同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：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。”同时亦要求阿意复述故事。阿意悟性挺高，总能娓娓道来、完整复述，只是她觉得外国人的名字不可思议：“唉，那些外国人起的名字太拗口了，什么‘欧也尼葛朗台’、‘安娜卡列尼娜’，多别扭啊！”

转眼间，知青宿舍盖好了，我们要离开横岗咀到三丫口的九连驻地居住。我和阿意分手的日子到了，在黑压压的送行人群里，我一眼就看见阿意，她眼里噙着泪，我向她招手，她挪上前，晶莹的泪珠从长长的睫毛上滚下来。我把《新华字典》送给她说：“别难过，见到这字典就如同见到我啦！”她抽噎着说：“我没什么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这只鸟。”那是一只用竹篾编织的、栩栩如生的小鸟，我当然喜欢！

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一直将那竹篾小鸟珍藏着，因为它的精致，更因为它凝结了我和阿意的姐妹情谊。

情同手足的集体

依依不舍地离开横岗咀，我到了九连四班，这是一个可爱的集体：美丽的黄幼兰和佟美娟能歌善舞、机灵的聂丽庄多才多艺、温婉的黎瑞智善解人意……我们朝夕相处、情同手足。

当时九连的劳动任务主要是种植甘蔗、水稻，农闲时挑土筑堤、修水利、消灭血吸虫。

给甘蔗培土是一项最开心的劳动。大家分列在各行甘蔗旁边，先把化肥撒在甘蔗根部，再用铁梆将泥土覆盖化肥，一边培土一边猜谜语、讲故事、唱歌，艰辛的劳作也变成快乐的享受。有人出谜面：“想羊想到病”（猜一字），我想了一会儿便说是“恙”，大家惊诧不已。其实，我家里就悬挂着毛主席诗词条幅：“神女应无恙，当惊世界殊”，所以即使课堂没教过“恙”字，我也耳熟能详。

那时，每天由班排长吹哨开工，我没有手表也要轮值。拥有一块手表，是我当时最大的愿望。可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里，这谈何容易！我们月薪18元，买一块手表却要200多元还得凭购买券。一天中午，轮到我值班，但我睡得太熟了，猛一醒，时钟已过三点，我急忙起床吹哨，可大伙儿睡得像死猪一样。姐姐批评我怎不提早起床，我委屈极了，哭道：“我又没钱买手表，借回来的闹钟又不响……”四班的女知青闻声，赶紧起床招呼其余知青马上开工，还打趣道：“大家都行动了，班长你就不要再流‘马尿’啦！”我破涕为笑，与大家一道嘻嘻哈哈奔赴工地去了。

尽管劳动消耗大量体能，但是年轻的我们精力充沛，在劳动、政治学习之余唱歌、跳舞、玩乐器……

聂丽庄拉得一手动听的小提琴，有空她就到竹林里拉琴，时而轻柔舒曼，时而飞扬奔放，我羡慕得很，缠着要拜她为师。学琴先是要练习拉空弦，我拉得像杀鸡似的，害得别人捂住耳朵惟恐避之不及。后来练的时间长了，慢慢就不再难听了，还成为宣传队的小提琴手呢。那时极“左”思潮泛滥，允许拉的曲目极少，《花儿与少年》、《梦幻曲》等也算毒草，能堂而皇之拉的就只有《卖花姑娘》等为数不多的歌曲。没有乐谱，只要场部放映电影《卖花姑娘》，我和聂丽庄就不惜赶一个多小时路程去看准确地说是去听，直至把乐谱记下来。

有一回，我们四班要出节目参加农场的文艺汇演。出什么节目好呢？一不留神就是“封资修”节目了，黄幼兰苦思冥想，终于想出让我们表演歌舞《远飞的大雁》的好主意。歌词曰：“远飞的大雁，请你快快飞啊快快飞，捎封信儿到北京，翻身的农奴想念恩人毛主席……”合着歌曲节拍，我们六人由高至矮依次用手搭着前者的肩膀，鱼贯而出载歌载舞，舞蹈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左手抚心、右手上扬，作深情状。在排练时，我们总是恶作剧地把歌词篡改为：“……捎封信儿到广州，下乡的儿女想念恩人父母亲。”

年华如金，岁月似水。在广阔天地里、在艰苦磨砺中，我们谱就了姐妹情深的青春之歌。

像母亲一样的姐姐

一直以来，胞姐朱霭华都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，甚至可以说，她对我的关爱嬗变为一种母爱。

为了让我多些时间休息、学习，姐姐主动帮我洗衣、砍柴（每人每月得向连队饭堂交150斤柴草）。可我少不更事，老是惹她操心。盛夏的一个休息日，酷热难当，我和黎瑞智偷偷溜到漫江河里游泳，姐姐发现了，喝令道：“河里有血吸虫，你们马上上岸！”我大声回答说：“我们全身都涂满防护油了，你放心吧！”姐姐也不发怒，不声不响地把水牛赶到河里，我和黎瑞智怕被水牛角撞着，只得悻悻地上岸。

1969年末，农场广播站成立了，它要求各连队宣传报道组供稿并建立连队墙报栏。一天收工后，我看见姐姐在出墙报，便打抱不平地说：“你当连长够忙的了，怎不叫别人干呢？”她说：“写稿、出墙报纯粹用业余时间，又没有报酬，当然没人愿干了，要不你来干吧？”我当时正迷上小提琴，便说：“我还得完成师傅布置的练琴任务呢，哪有空啊？”她说：“恐怕是你干不来吧？”我一听就来气，心想：“太小看我了，我读书时还兼任墙报委员呢，尽管我画画不如你，但应付墙报还是绰绰有余的吧？！”我不服气地说：“哼！看我的吧，就算帮你啦！”于是，牛刀小试，大功告成。姐姐笑道：“看来还是激将法有效。”后来，我被推举为九连宣传报道组组长，虽然这得牺牲休息时间组稿、出墙报，但是这既能助姐姐一臂之力，又能提高自身水平，何乐而不为？

1973年9月，知青回城读书的机会落到我姐姐身上。一天傍晚，她约我到宿舍外谈心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我决定你用我的名额去读书。”这简直是天籁之声！我愣了半天，说：“那你呢？你年龄比我大，更应早回城读书啊！”她平静地说：“反正我想读的是美术，这所中专学校不大合我意，还是你去读吧！”夕阳的余辉温柔地笼罩在她身上，她宛如圣女般圣洁，强烈地震撼我的心灵。要知道，姐姐对上学的渴求并不亚于我,而她却将这难得的机会让给我，还好言宽慰我，使我安心读书。尽管日后我几经艰辛凭自己的实力考上心仪已久的大学，姐姐让给我读的中专学校今天已显得微不足道，但我仍由衷地感激她，感激她的无私、大度与关爱。

姐姐的性格与我迥异。她沉着平稳，我活跃好动。她独爱沉思，我却喜欢热闹。平常与朋友聚谈，她总含笑静听，有时竟退到一旁；但我说笑最忘乎所以的那一刻，也总感觉着她的存在。她偶尔的一瞥，或如指令，或如摩挲，都在无言中传予了我。无论我走多远，也总感觉她在前方引领着。在我和朋友发生争执的时候，姐姐静悄悄地走过来调停。她常一手扶着我的肩，另一手挽着朋友的臂，引我们去散步，争执也就在那挽臂扶肩的一瞬中消去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