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，中医《医界春秋》杂志刊登了一封1933年行政院长汪精卫写给立法院院长孙科的私人信函，信中谈及有关《国医条例》的问题。汪精卫说：“此事不但有关人民生命，亦有关国际体面，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，恐非中国之福……今此案已送立法院，惟盼吾兄设法补救。”
此信一登，舆论哗然。有人讽刺说：“国医而能为国际体面而牺牲，则国医实有大功于国际体面矣！中国积弱已非一日，国际体面不在赔款失地，而在国医的存在与否？”到底事件源起如何呢？
国医馆参与管理起纷争
《国医条例》是中央国医馆草拟的中医法规，希望通过立法来确定中医的地位。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诉求是争取中医行政管理权，即汪精卫所说的“授国医以行政权力”。
中央国医馆成立后，仍然将争取行政管理权作为努力方向。根据《中央国医馆各省市国医分馆组织大纲》，全国各省市均得设立国医分馆和支馆。不少地方的中医界都积极筹备，很快形成了一个“中央国医馆-省市国医分馆-县市国医支馆”的体系。甚至泰国、菲律宾、港澳地区乃至远到美国旧金山的华侨中医都组织了国医分、支馆，向中央国医馆备案。
这个体系能否成为国医管理自己的机构？在成立之初，不少地方理解为可以。广东一些县市国医分、支馆就试图直接参与地方医药管理。涉及医药行政事务的问题，在各地均有出现。由于涉及到具体利益，而且这些管理职能于法无据，就引起一些中医团体抗议。如上海国医学会向行政院上书抗议该地国医分馆“勒索”及“自称行政机关”等。这些都迫切要求对国医管理权的问题有一个明确说法。
争取行政管理权受挫
自1930年公布《西医条例》以来，有关中医始终未有正式法规。1932年，中央国医馆函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，要求派员审定《国医条例》而未有结果。次年6月，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联合国民党中央委员石瑛、叶楚怆、陈果夫、陈立夫、邵力子等29人，在国民党召开第306次中央政治会议时提出了“制定国医条例，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，以资整理而利民生案”，并附上所拟的《国医条例原则草案》和《国医条例草案》。
中央国医馆这一要求，立刻遭到西医界群起而攻之。有人认为“国医”这个名称，并非不可成立，但“尚欲超出中央卫生行政机关范围之外，自行管理国医”，西医团体纷纷上书指责其为“破坏卫生行政系统”之举。这些意见还得到部分政界人物的支持。在会议上，议案就遭到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。汪精卫声称“国医言阴阳五行，不重解剖，在科学上实无根据，至国药全无分析，治病效能殊为渺茫”，主张“凡属中医不许执业，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”。双方争论激烈，最后会议议决将《国医条例（草案）》送交教育、内政两部审查。内、教两部收到提案后，借口国医馆非行政机关，须由“充分具备现代医药学术设备的机关担负整理中医药学术的任务”，以及“现在中医中药之管理，均已有法规分别颁布”等理由否决了该案，并将原案转呈行政院。1933年6月27日，行政院举行第112次会议，以国医馆为学术团体，不宜管理中医，再次否决了此案。
这样，国医馆争取行政管理权的努力遭到重大挫折。
《国医条例》变身《中医条例》
中央国医馆仍寄望于《国医条例（草案）》能在立法院通过，为中医明确法律地位。焦易堂当时兼任立法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，他利用这一有利身份，在开会讨论前走访各委员，解释其中因由，使此案在法制委员会会议上获通过。但在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全体大会时，因分歧较大而未通过。在一次会上，双方争执不下，致令焦易堂声称要辞职，可见当时斗争的激烈程度。
会内会外争论的焦点除了中医管理权，还有“国医”这一名词。当时反中医的学者傅斯年曾说：“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信所谓中医者，大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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