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国药典》忍冬认定的不妥

•1963年版《中国药典》将“中药忍冬”直接对接为“植物忍冬(种)”，以一个后来的、外来拉丁译名取代了一个中国自古名称，以一个植物名称取代了一个中药名称，以一个小概念取代了一个大概念，造成今天的混乱。

•片面强调植物学分类，强调一物一名才能实现中药质量控制，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医药属于复杂系统的属性，实际上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，客观上造成了不尊重中医药自身理论体系和规律的严重后果。

随着2015年新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即将问世，南北金银花名分之争再度燃起战火。表面看来这场纠纷起源于2005年《中国药典》将南北金银花分开，分别称为金银花（LonicerajaponicaThunb.忍冬）、山银花（LoniceramacranthoidesHand.-Mazz.灰毡毛忍冬、LonicerahypoglaucaMiq.红腺忍冬、LoniceraconfusaDC.华南忍冬），实际根源在于1963年第一次《中国药典》收载，对于中药“忍冬藤”及其花蕾“金银花”认定的偏颇。因为国家药典委声称2005年《中国药典》将其分开的“理由”是“1977年版增加的金银花多基原缺乏依据”，此前1963年版《中国药典》认定的忍冬藤与金银花，就只有LonicerajaponicaThunb（忍冬）的藤及其花蕾这一种，没有别的物种。

“中药忍冬”非“植物忍冬（种）”

中国中药名称忍冬的起源与实物

最早记载“忍冬”为药材的是东晋葛洪（东晋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）的《肘后备急方》，但此书对“忍冬”原植物和药材的形态未做任何描述，仅云：忍冬茎叶挫数壶煮。其后陶弘景（南北朝梁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）所著《本草经集注》转载《名医别录》描述：“忍冬味甘，温，无毒。主治寒热、身肿，久服轻身，长年，益寿。十二月采，阴干。今处处皆有，似藤生，凌冬不凋，故名忍冬。”这是有关“中药忍冬”的最早记载。

上述原始文献明确记载了有关“中药忍冬”的以下信息：1.中药忍冬起源于我国东晋、南北朝时期；2.中药忍冬产地“处处皆有”；3.中药忍冬形态以“似藤生，凌冬不凋”为其特点，符合这个特点的就是中药忍冬，它包括了“处处皆有”、生长形态近似的多种“藤叶凌冬不凋”的植物；4.记载中药忍冬的医家是南方医家。古代医家所用药物均为自采自用，医家即是药物学家，并无药物的市场流通，更别说南北远距离异地流通，当时学术交流也不发达，所以中药忍冬之名是起源于南方的。

西方植物学名称忍冬的起源与实物

当1840年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，西方自然科学进入中国。采用拉丁文命名方式的西方植物分类学名称开始在中国流传，并与中国植物相对接，即将拉丁名称对接本土实物再取中文译名。原“忍冬”之名被借用成为科名、属名、种名，就有了“忍冬科、忍冬属、忍冬（种）”之分。忍冬科（拉丁学名：Caprifoliaceae）是双子叶植物纲下的一科，为灌木、小乔木或木质藤本。忍冬属(拉丁学名：LoniceraLinn.)是忍冬科下的一个属，为常绿或者落叶直立灌木或矮灌木，极少物种是小乔木状和缠绕藤本。忍冬(种)（拉丁学名：LonicerajaponicaThunb.）为多年生半常绿缠绕灌木。

此忍冬与彼忍冬的差异

从上面的历史发展和有关记载不难看出：“忍冬”之名有起源的时代不同，有“先忍冬”和“后忍冬”的差别（时间不同）。因此其含义有自古指代与外来译代之分（指代不同）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（范围不同）；有中药名称与植物名称之分（属性不同）。毫无疑问，“中药忍冬”是一个较宽的概念，而“植物忍冬(种)”是一个很狭窄的概念。据1988年出版《中国植物志》记载，作为金银花中药材商品使用的共有18种忍冬属植物的花蕾。

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陈敏研究员面对采访时说（CCTV-13台7月21日17:30报道）：“其实最早记载的金银花并没有图文并茂的那种特别完整的东西，它讲的实际上是一类，其实就是忍冬属这一类的东西。”

“中药忍冬”是一个自古就有的概念，有其特定的内涵，而“植物忍冬(种)”是一个后来的外来的概念，也有它自身的内涵。这两个名称的内涵是不对等的，将此二者简单转换缺乏科学性，很不严谨。

学术名称在时代的演进中发生了变化，而有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别，这种现象并不罕见。例如，我国“广义的药学”包括中药、化药、生物药（比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），“狭义的药学”并不包括中药，只包括化药、生物药（比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》、《教育部学科门类分类目录》、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分类》）。又比如“毒药”在古代泛指所有能治病的药物（如《周礼》），现代指能引起人体不良反应的药物（如现代教科书）。这就需要后来者在使用这些名词时认真考量，谨慎使用，严谨表述，尤其是使用在国家法规上。

第一版《中国药典》忍冬认定的不妥

遗憾的是我国第一次将中药“忍冬藤”、“金银花”收载进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的1963年版，直接将“中药忍冬”对接为拉丁学名为LonicerajaponicaThunb.的“植物忍冬(种)”，以一个后来的名称取代了一个先前的名称，以一个外来拉丁译名取代了一个中国自古名称，以一个植物名称取代了一个中药名称，以一个小概念取代了一个大概念。这就将LoniceramacranthoidesHand.-Mazz.（灰毡毛忍冬）、LonicerahypoglaucaMiq.（红腺忍冬）、LoniceraconfusaDC.（华南忍冬）、LonicerafulvotomentosaHsuetS.C.Cheng（黄褐毛忍冬）等等自古以来均作为中药金银花使用的同属植物均排除在外，直至造成今天的混乱。

类似的错误典型例子还有五脏的概念。如“心”的原意，《荀子·解蔽篇》：心者，形之君也，而神明之主也。《礼·大学疏》：总包万虑谓之心。《黄帝内经》：心者，君主之官，神明出焉。心者，五脏六腑之大主也，精神之所舍也。心主身之血脉。就是说：我国祖先创造的“中文心”字，主要是指思虑事物的精神意志及其所在的器官。后来有了中医学，“中医心”才提到了其主管血脉的功能，但中医始祖《黄帝内经》中，论述心主管血脉的分量远不如强调其主管精神意志多。其实，传承几千年至今，人人使用天天使用的“爱心、伤心、细心、苦心……”等词语之中的“心”才是“中文心”、“中医心”的原意。而1840年以后西医传入我国，以“heart”对接了“中医心”中主管血脉的那小部分，译为“循环系统的主要器官”，而丢掉了“中文心”、“中医心”中的大部分的主管精神意志的内容。而此错误反过来又成为西医嘲笑和攻击中医“不科学”的“把柄”。

确定中药植物来源应依据临床实际

什么是中药？其确定的依据是这两点：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临床使用的药物；传统中医药古籍中记载的药物。其他的一切都不能成为确定中药来源的依据。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、世界卫生组织等国内外认可中国的传统药物是“中药”，它的理论体系就以独立的形式而存在，就不可能用其他理论和依据取而代之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、《中国国家标准》、《教育部学科分类》、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分类》对中药学均采用单列管理，区别于“狭义的药学（只包括化学药与生物药）”，均显示出其理论体系与应用实践的独特性。

虽然现代人去追踪中药的植物来源的确定问题似乎比较复杂，但是有一点并不复杂。那就是：中国祖先们记载中药忍冬藤、金银花，并不是依据1840年以后才从西方传来的LonicerajaponicaThunb.

中药大部分是植物，但“中药”不等于“植物药”，这是学术界、国家管理体系都泾渭分明的事实。植物药只是一个可供中药、化药、生物药共同利用的自然资源。植物分类学、植物化学等等其他一切自然科学都可以成为中药发展的工具和借鉴，起到丰富、补充、微观、量化等作用，但不可能取代，更不可能成为决定性依据。1963年版《中国药典》第一次收载中药“忍冬藤”、“金银花”时，不应该用植物学分类作为遴选中药物种的筛选入门条件。片面强调植物学分类，强调一物一名才能实现中药质量控制，从根本忽略了中医药属于复杂系统的属性，实际上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，客观上造成了不尊重中医药自身理论体系和规律的严重后果。

对“国家药典委员会答复”的疑问

2014年6月10日国家药典委员会“给湖南等地药农代表有关‘山银花’问题答复函”（国药典中发[2014]212号）坚持称“金银花、山银花必须作为两种药材来管理。”其理由原文是“记载中药材药用历史的，应是传统的本草书籍，而从本草考证来看，金银花药材的来源只能是忍冬；民间习称、地方名称以及地方志等，不能作为中药材的药用历史依据。”关于这个答复有4点疑问。

第一，答复函既然声称“记载中药材药用历史的，应是传统的本草书籍”。那么国家药典委员会在确定金银花基源就只能是LonicerajaponicaThunb.时，是以什么“本草书籍”的“药用历史”作为依据的呢？而认定葛洪、陶弘景所述的南方忍冬不属于金银花，又是以什么“本草书籍”作为依据的呢？还有，“山银花”之名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，居然也被入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，其依据又在哪里？

第二，答复函说“从本草考证来看，金银花药材的来源只能是忍冬”这不错，但药典委员会从本草考证出来的金银花药材来源就是LonicerajaponicaThunb.吗？《本草纲目》记载金银花“其花长瓣，垂须，黄白相半”。南方金银花的“垂须”较“植物忍冬”更为突出，南方金银花才是《本草纲目》所记载的正品金银花。回顾本草文献不难发现，是沈括、王介、李时珍、兰茂、吴鞠通、叶天士、倪朱谟、王孟英、黄宫绣等南方的医药学家造就了“金银花”这一中药品牌。当时的这些南方医家，他们就地取材，以南方常见的忍冬花蕾入药可能大，而以主产于北方的“植物忍冬”用于临床可能性小。可以说，历史上实际是由被《中国药典》所称的“山银花”们造就了“金银花”这一中药品牌。

第三，答复函说“民间习称、地方名称以及地方志等，不能作为中药材的药用历史依据”。古典医藉、本草著作中的中药名称难道不是来自于民间习称、地方名称？众所周知，“中药”是我国祖先在生活与生产实际中积累的宝贵经验，是几千年历史长河积淀的结晶。通常某味中药一开始时只是在一个小的区域内使用，被称为“草药”。随着疗效的被确定，慢慢流传开来被更多人使用，然后被当地医家收载进入本草学著作之中。随着时代延续，流传更广，从民间医家的个人著作记载，逐步进入大型的医书甚至官方的本草著作，即成为“官药”。可以说每一个“官药”其原本都是“草药”，中药名称也是从民间口头流传，逐步走向医家的著作、地方志记载、本草著作的收载，最后进入《中国药典》的。

第四，中药监管是为临床用药服务的，对于性味归经、功效主治、用法用量还没有发现其区别的多基源中药，急于实施“一物一名”，会使临床医生无法适从，显然弊大于利。中药材（饮片）进入人体后的综合效应不是单一化学成分与药物靶点对应关系，片面强调一物一名才能实现中药质量控制，实际上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，根本忽略了中医药属于复杂系统的属性，是主观或客观上不尊重中医药传统规律的表现。目前，黄芪、黄精、麻黄、大黄、山楂等常用中药，多基源共享同一品牌传统用名，不是临床用药与药政监管并无抵牾吗？

(五位作者单位分别为西南大学、成都中医药大学、湖南中医药大学、广西中医药大学、湖北中医药大学)

（责任编辑：zxwq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