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医药学家邹润安所著《本经疏证》引清代吴中医家徐洄溪之言曰:“药之用或取其气,或取其味,或取其色,或取其形,或取其质,或取其性情,或取其所生之时,或取其所成之地。”这几乎是探究中药药性的一个传统法则,为历代医家所沿袭运用。
所以,邹润安论细辛,首先就从它的形状说起:“细辛色紫,紫者,赤黑相兼也。赤为心色,黑为肾色,心与肾皆属少阴。两少阴经皆短而直,细辛一枝直上,体细柔劲似之。少阴者,又皆水火相依;细辛体虽细,味极烈似之。”这就是细辛取名之由来。
其次,邹氏对《本经》所载细辛之主治作了阐释:“细辛味辛温,无毒,主咳逆、头痛脑动、百节拘挛、风湿痹痛、死肌,久服明目,利九窍,轻身长年。”
邹氏解曰:“咳逆者,风寒依于胸中之饮;头痛脑动者,风寒依于脑中之髓;百节拘挛者,风寒依于骨节屈伸泽之液;风湿痹痛死肌者,风寒依于肌肉中之津。”“推而广之,有津液处,风寒皆能依附焉。故在胸为痰为滞结,在喉为痹,在乳为结,在鼻为,在心为癫痫,在小肠为水,在气分为汗不出,在血分为血不行。”这后面所引一段,就是邹氏对《别录》所记细辛主治功能的解释。
因此,邹润安对细辛总的功效归结为一句话:“凡风气寒气依于精血津液便溺涕唾以为患者,并能曳而出之。”他还说:“细辛惟治寒,乃为恰合。恶寒者,寒之方猖;口渴者,寒之已化;脑动者,寒与在上之阳战而阳欲负;下有沉寒,则必恶寒。”
随后,邹氏列举了《伤寒杂病论》中若干个含细辛的方剂来分析说明仲景是如何运用细辛的。
细辛治咳,每与五味子、干姜同用,如小青龙汤、射干麻黄汤、苓甘五味姜辛汤等。其原因在于细辛能提出依附津液之风寒,但不能使津液复其常,且不能使津液中气不随提曳以出。而“干姜温脾肺,是治咳之来路,来路清则咳之源绝矣”(脾气散精,上归于肺,是故咳虽肺病,其源实主于脾);“五味使肺气下归于肾,是开咳之去路,去路清则气肃降矣。”
所以《伤寒论》中凡遇咳,总加五味子、干姜,而兼有寒邪者,必同用细辛。如小青龙汤即以咳为主证,以渴为欲解,而用细辛去其附饮之邪,其功远在干姜之右。因为“干姜能燥饮,不能去附饮之邪。附饮之邪不去,纵使饮已消,而邪固在,亦终不渴。”
细辛治里证吐利、手足逆冷等。如当归四逆汤、乌梅丸即用之。当归四逆汤之用细辛,在于“助桂枝散内著之寒邪,藉汗分消,但不欲取大汗;乌梅丸证,附子、细辛仅得君药(乌梅、黄连)三分之一,大致为清剂,不过以细辛提余寒使出,以附子、干姜化之。”
但为什么少阴病始得之(反发热,脉沉)即用细辛?他认为“若少蹉跎,必致吐利、手足厥冷,故乘其外有发热,用麻黄、附子,一治其内,一治其外。然不得细辛自阴精中提出寒邪,则温者温,散者散,犹未能丝联绳贯,使在内之邪直从外解也。”——好一个“丝联绳贯”,用药之妙,有如此乎!
细辛治气分病之心下坚、大如盘、边如旋杯,故桂姜甘枣麻辛附子汤中用之。邹氏认为,此证为“寒与胸腹之津液相搏,上则心阳不舒,下则肾阳难达。故本方既以桂枝汤畅心阳,又以麻黄附子细辛汤鼓肾阳,且重用细辛入肾,以提散依附津液之邪。”他认为“欲其阴阳相得,非细辛不能”,故其“服药后当汗出,如虫行皮中”,即阴阳相得的表现。
还有大黄附子汤、赤丸二方,前方温以附子,下以大黄,使从大便解;后方温以乌头,利以茯苓、半夏,使从小便解。然皆以细辛联络其间,使寒气彻底澄清。所以细辛在二方中的作用不仅是“去痛”,而更关键的是起一个联络作用。
此外,邹氏认为,细辛还能已后阴诸疾,除大黄附子汤外,乌梅丸即可治久泻、久痢。
那么,在哪些情况下不当用细辛呢?邹氏认为有以下几种:咳逆上气而渴者(此寒去欲解也,如小青龙汤);百节拘挛而不恶寒者(如侯氏黑散、千金三黄汤);风湿痹痛下无陈寒者,如防己黄芪汤);头痛而脑不动者。
综上,邹润安在论细辛中,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,即:“药之功能非有异,而调处之多方,制剂之各别,遂使之若有异者。故既不得药性论方,又不容方义论药矣。”旨哉斯言!“每缘论药,竟直论方,并成论病”,这就是邹润安论药的特点及其优异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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