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世界经理人编者按】 ７月２２日报道：上海今夏酷热，但比天气更热的是“环球嘉年华”游乐场。场内人群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，尖叫、眩晕、迷醉、欢笑，为了等待一次几分钟的疯狂旋转，他们心甘情愿地在烈日下排上３个小时的长队……上海，这些日子竟多出一句新的问候语来：“去嘉年华了吗？”
然而，在以“环球嘉年华”为中心方圆不到１００公里的区域，就有若干投资上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游乐园、主题公园，杂草丛生，满目荒凉…… “环球嘉年华”的火爆，凸显出中国一个消费潜力惊人的游乐市场。但是在巨大客源面前，中国的游乐业７０％亏损、２０％持平，能够盈利的仅有１０％左右。无疑，“环球嘉年华”给中国游乐业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。 “更新”难倒国内游乐商 “环球嘉年华”６月２７日在上海开始营业，虽然错过了“五一”黄金周，但是接踵而来的堪称“黄金月”。“环球嘉年华”组委会工作人员王玮说，开业以来，“环球嘉年华”每天平均游客３万人次，双休日高达５万余人次。“环球嘉年华”此次上海行分夏季版与秋季版，“预计两季游客人数达３００万人次，理想营业额过亿元。” “嘉年华”（carnival）原意是天主教徒在斋期开始前的狂欢饮宴，后来亦指马戏团的巡回演出。“环球嘉年华”便脱胎于当年简陋的大篷车，由荷兰人汉斯·罗德成和英国人比利·史蒂文共同创办，并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型的巡回移动式游乐场，以集纳全球最新游乐机器而著称，此前在巴黎、伦敦、吉隆坡、香港等地均引起轰动。 １６岁的乐天刚考完中考和同学一起来“环球嘉年华”玩，他说：“这里太新奇、太好玩了。我以前去过‘锦江乐园’，但这么多年它没什么变化。至于‘大世界’，很小的时候去过，现在除了‘大世界’门口一排哈哈镜，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。”上海师范大学旅游专业毕业生王国安说：“不在这里玩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刺激！在国内其他游乐场，根本得不到在这里玩的感受！” “‘环球嘉年华’带了３８台大型机器、５０多种竞技游戏来上海，７０％的机器是中国内地没有的，其中一些机器在全世界仅只有几台，例如‘极速大风车’，造价高达１５０万美元，全世界仅有３台。到了秋季版，现在的很多机器都要换掉，人们总是对新的感兴趣。”王玮说。 与国内游乐场游乐设施从购买到报废“从一而终”不同的是，“环球嘉年华”大部分机器是租赁来的，“但求所用，不求所有”。王玮说，这里的机器来自１３个国家，设备提供商与“环球嘉年华”最后进行营业额分成。“环球嘉年华”组委会副总指挥朱伟峰说，他们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租赁世界上最新的游戏设备，进行最好的组合配置，“这样可以保证机械的更新换代和安全性能。” 相比之下，国内游乐业正陷入“更新太慢－客源锐减－亏损严重－无力更新”的恶性循环。“锦江乐园”总经理崔质能说，１９８４年建园之初，从日本引进了一套颇为先进的游乐设施，也曾创下一年接待游客２３０万人次的纪录。然而，运转了十几年的游乐设施已日趋陈旧，到１９９９年底“锦江乐园”已陷入巨额亏损。 而一度堪称远东地区最大最时髦游乐场所的“大世界”，如今更是大门紧锁。“大世界”始建于１９１７年，当年戏曲歌舞、游艺杂耍一应俱全，天天人声鼎沸，“不到大世界，枉到大上海”的广告深入人心。但是岁月流逝，“大世界”的游乐设施与节目渐渐失去了吸引力，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。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专业副教授夏林根说：“内容和形式的老化，是‘大世界’衰败的重要原因。” 中国游乐业缺的不仅仅是硬件 “环球嘉年华”来上海后，崔质能去了四五次，还让“锦江乐园”的班组长、业务骨干去。他说：“这是一个送上门来的学习机会。中国游乐业不仅硬件落后，软件更是落后了。” 在国内游乐业人士眼中，“环球嘉年华”的推广手段、经营策略、运行模式等，包括一些看似很小的细节，都让他们感慨良多。 “环球嘉年华”采取的是巡回方式，场地一般是向当地政府短期租借使用，这样可以灵活选择最佳地块，以降低运营风险。在上海，他们选择东方明珠塔畔，这是上海游客集中的黄金地段；此外，巡回方式对游客是一种成功的心理攻势，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尽量多的客源。崔质能说：“游客会这么想，‘环球嘉年华’过一个月就要走了，机不可失；‘锦江乐园’又不会走，明年后年去都是一样。” 我们的游乐场一般采取套票形式，买一张票可以玩几个项目，将一些不受欢迎的项目与热门项目搭配起来；“环球嘉年华”却强调了自主性，游客可以根据需要，以现金换取代币，然后选择各式各样的游戏设备，年轻人可以选择乘坐“极速大风车”、“跳楼机”，而老年人选择投篮、套圈，赢一个绒毛玩具，用‘环球嘉年华’这一品牌的拥有者－－香港汇翔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罗达成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从６岁到９０岁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游戏。” “环球嘉年华”所有项目挤在３５０００平方米内，灯光迷乱，音乐狂野，作为奖品的绒毛玩具重重叠叠、铺天盖地，加上游客的欢笑、尖叫，营造出一种无可比拟的狂欢气氛。让人感叹的是，每个摊位的排列密度，都是为最大限度地刺激游客的消费欲望。 “我们的游乐场还是计划经济观念，早上５时开门，下午５时关门，完全是固定公园模式。”崔质能反思说，“环球嘉年华”能让年轻人高高兴兴地玩到深夜１１时，而“锦江乐园”却让周边最有消费能力的人群下班后想玩而无处可玩。 作为一家国有企业的领导，崔质能有很多无奈：“香港汇翔公司只有二十几个工作人员，这次在上海他们招聘了６００人，就做一个月，国有企业哪能这么招人……” “锦江乐园”在编员工３００余人，其中５０％是建园时的征地工－－当时随耕地一起入园的梅陇农民，这些员工如今大多年过四十，文化普遍在初中以下，综合素质低，成为制约“锦江乐园”发展的主要因素。 必须发展中国人自己的游乐业 虽然去年经不懈努力终于扭亏为盈，“锦江乐园”今年的形势却分外严峻。崔质能说，先是遭受非典惨重打击，原本寄希望于“十一”黄金周，又碰上了“环球嘉年华”的秋季版。“就是因为我们发展滞后了，‘环球嘉年华’的‘大篷车’才乘虚而入。中国游乐业一直缺乏深层次的思考，一本好经没念好。”崔质能叹道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，中国游乐业开始了最痛苦的时期。此前，中国游乐业沉浸于各类游乐园、主题公园一哄而上的狂热，结果大部分陷入亏损，有些不得不倒闭，在上海就有好几家。” “锦江乐园”、“大世界”何去何从，引起了上海文化、旅游界的很多思考。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管理专业副教授夏林根在分析“大世界”的兴衰时说：“主题不新、内容老化、定位不清是造成目前窘境的三大症结。” 上海市文化娱乐业协会会长吴逸群认为，大型游乐场所在投资之前，应该进行充分的论证，“嘉年华就能满足人们求新、求乐、求知的欲望。我们搞大型游乐项目，一定要让人尽兴，让人们觉得非去不可。”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纯认为，“环球嘉年华”作为一种移动式的短期投资行为，他们所做的不外乎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。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，他们对消费群体、消费层次研究得非常透，“国内游乐业根子问题还是一个产权问题，如果是个人投资，他肯定会想尽办法研究市场。” 如今，学者正在讨论“大世界”的改造方向：百老汇型、新天地型、迪斯尼型、大世界传统型……而处于“内忧外患”之中的“锦江乐园”，在上海一家新兴媒体上与“环球嘉年华”打起了广告战。崔质能说，“环球嘉年华”这次来上海，是在中国大城市巡回“淘金”的第一步，毕竟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，“嘉年华能做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做？！” 崔质能的设想是，与国内几家游乐场联手，集中一批游乐设备，到游乐市场尚不发达的地区巡回。他说，接着来中国淘金的世界娱乐名牌会越来越多，像著名的美国环球影城，已经决定落户上海，“要引进的还是应该引进，这样能促进上海和整个中国的游乐业重新洗牌，向前发展。” 崔质能的梦想是将“锦江乐园”建成“２１世纪的上海‘大世界’”他说：“将来人们在室外，可以享受到与国外同步的刺激感；在室内，可以看到在国外看不到的精彩演出－－这就是把自己的文化底蕴放进去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游乐项目，如果开发得好，不见得比百老汇差！”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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